01
林徽因幼年时，被誉为众人捧在手心的“小公主”，然而，她的母亲却命运多舛，生活境遇颇为坎坷。
何雪媛与林长民结为连理，历时八年方诞下林徽因。彼时，林长民年方二十八，而何雪媛则仅有二十二岁。
林长民与何雪媛
梁再冰曾感叹：“我的外婆何雪媛，浙江嘉兴之女，出身于一位富商之家，乃是家中最小的千金。她拥有江南水乡的婉约之美，却文化素养不高；作为家中幼女，自幼备受母亲宠爱，故而家务不精，性格亦显得较为任性急躁。因此，婚后在林家，她未能赢得公婆及兄弟姐妹的喜爱。更不幸的是，外公对她亦缺乏深厚的情感，他们之间的婚姻，正是封建礼教下的悲剧产物。”
何雪媛与林长民喜结连理时年仅14岁，彼时的她尚未成年，加之出身背景，性格上的些许欠缺亦属情理之中。
林徽因出生后不久，林长民即去日本留学，直到林徽因5岁时才回国。之后，他和何雪媛又生了一女一儿。女孩叫麟趾，据见过此女孩的所有人回忆，她长得比林徽因还好看，取麟趾这个名字是希望下一胎带来男孩的意思。果然，继之而来的是男孩，但男孩生下来不久即夭折。1916年，麟趾也夭折。这对林家夫妇乃至整个林家来说不啻为一种重大打击。何雪媛可能因两个孩子特别是男孩的夭折，性格上产生了变化。
林徽因8岁时，林长民在上海再娶了程桂林，此时林长民正在上海《申报》馆任职。这次再娶后，果然“形势大变”，程桂林接连为林长民生下一女四男。程桂林是上海人，见多识广，也会管家，很快就赢得了林长民乃至林家其他人的欢心。林徽因堂弟林宣先生（林长民之弟林天民之子，小时候曾和林徽因生活在一起，林徽因还曾教过他识字片——作者注）晚年回忆程桂林说：“（她）很精明，见钱就捞。”林长民不仅让程桂林掌管了大家庭的全部事务，而且将自己的书室改名为“桂林一枝室”。
1912年，林长民与程桂林喜结连理。次年，何雪媛携麟趾一同来到北京，与林长民同住，不过她们当时只能暂居于西院的后宅，也就是偏房。到了1914年，林徽因随祖父北迁，家庭得以团圆，她亦只能随母亲居于偏室。尽管林徽因自幼深受祖父母以及整个家族的宠爱，然而此时她的待遇却遭遇了显著的差异。林宣曾感叹：“何雪媛、林徽因，以及一位保姆，三人共居于旁院，颇为孤寂。家中的财务由程桂林掌管。程桂林所生的儿子林暄，身边则有两位保姆，这与林徽因所用的保姆不同。”程桂林对待何雪媛的态度较为苛刻，使得何有了一种寄人篱下的不适之感。
丧子失女，遭夫冷落，被三房欺负，此时已经30多岁的何雪媛有情绪、叹“命苦”是很自然的。有了情绪，对唯一的女儿倾诉或者发脾气，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20世纪30年代，林家的子嗣们偶尔会聚集在长姐林徽因的家中。每当何雪媛目睹三房儿女的欢聚场景，她便时常情绪波动，闹些小别扭，这无疑为原本欢乐的氛围增添了一抹不和谐的色彩，使得林徽因时常感到烦恼。上文所提及的林徽因向费慰梅抱怨的原因，恐怕正是由此而来。
林徽因并未被这些负面经历与情绪所压垮，反而凭借她过人的智慧、深厚的学识，以及作为长姐的稳重风范，实现了人生的大逆转。
由于是长孙女，祖父林孝恂和祖母游氏对林徽因非常喜欢和看重。林孝恂为她从《诗经》中取名“徽音”（《诗经·大雅·思齐》篇：“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1935年初，林徽音因担心新出现的一位男性作家林微音与自己名字形音相近而遭读者误解，故改名“徽因”，以后便以此名行世）。祖母更是视她为珍宝，林徽因一出生即由祖母抱到自己的卧室里亲自照料。祖母识字，在林徽因牙牙学语时即开始教她识字，几位出嫁后仍常被祖母留在家里的姑姑对这位侄女也非常喜爱。特别是大姑林泽民，不仅对她视若己出，更对她进行了发蒙教育。由此，6岁的林徽因开始学着给父亲写信，林长民则高兴地回信说：“得汝两信，我心甚喜。儿读书进益，又驯良，知道理，我尤爱汝。”（1910年）
林徽因年仅七岁，便遭遇了祖母病逝的悲痛。自此，她开始肩负起杭州家中与远在外地的父亲之间的书信往来。不久，她又渐渐担负起照料病榻上的祖父的重任。1917年，程桂林患病，林徽因遵照林长民的指示，既要及时向程桂林汇报病情，同时还要分心照料几位年幼的弟妹。
林徽因曾记：“时天苦热，恒病新愈，燕玉（程桂林生女儿）及恒则啼哭无常，曾至夜阑独不得睡。一夜月明，恒哭久，吾不忍听，起抱之徘徊廊外，一时许恒始睡熟。”那一年她才13岁。也由此，她与林恒的感情极深。这也是林恒在迎击日机时牺牲后她写出那首感人至深的《哭三弟恒》的情感源头。
林长民多次写信夸赞林徽因“大是好儿子，我极爱汝”（1913年）“我不在家，汝能为我照应一切，我甚喜也”（1917年）。14岁那年，林徽因开始自觉帮助父亲编字画目录。从此开始，林徽因对林长民来说不仅是女儿，也是一个可以分享工作、生活感受的小“朋友”了。林长民说：“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如此有天才的女儿，不能把她困在家中，他要着意培养这位聪颖至极的女儿。
1920年，林长民筹备前往欧洲进行考察，他毅然决然地携女儿林徽因同行。他深情地表示：“首要之务，是让你广泛观察各国风土人情，增长见识；其次，是让你紧随我身侧，从而领悟我的胸怀与抱负；再者，是让你暂时远离家庭的琐碎事务，借此拓宽视野，培养将来改造社会的观念与能力。”
至此，林徽因凭借她的聪慧与不懈努力，成功挣脱了家庭阴霾与琐事的束缚，踏入了学习和生活的辽阔天地。
02
林母的奉献精神：在遭遇丈夫意外离世的重创之后，她毅然决然地坚持让女儿在美国完成学业，最终重返祖国。
1925年12月，郭松龄举兵反对张作霖，林徽因之父林长民突然赴沈阳加入郭松龄队伍。24日，郭松龄失败，林长民在乱军中被流弹打死。
林长民一死，林家一下乱了套。首先是生计问题。梁启超在给梁思成的信中这样描述林家此时的情形：“现在林家只有现钱三百余元……字画一时不能脱手，亲友赙奠数恐亦甚微。目前家境亦难维持，此后儿女教育费更不知从何说起。”（1926年1月5日）在与张国淦商谈为林长民遗属募捐信中说：“宗孟惨变，凡属亲知，莫不失声哀悼。彼身后不名一钱，孀稚满堂，膳粥且无以给，非借赈金稍微接济，势且立濒冻馁。”（1926年1月18日）少了生活来源，林家只好卖了北京的房子，举家南迁。
自1924年6月起，梁思成与林徽因携手踏上了赴美的留学之路，同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深造。闻悉父亲不幸离世的消息，林徽因沉浸在深切的哀伤之中，首要之念便是即刻归国，以慰母亲之心，协助处理家务。与此同时，何雪媛忧虑重重，深怕林徽因因悲痛而冲动作出归国的决定。她不断向梁家前来探望的亲友传达心声，恳请他们在给留美学子们的信中，尤其是梁启超先生，能够转达她的劝诫，阻止林徽因回国。
梁启超在致梁思成的信中提及此事时言道：“日前，徽音的电报抵达，她恳请家属留京（抑或她将即刻归国）。电文传至，王姨（即王桂荃）便亲自前往探望其母。其母告知，回闽的事宜已定，不久便将启程（大约在三五日内出发），并言及徽音归来亦无力料理家务，特意叮嘱她安心学业。”（1926年2月27日）他又说：“徽音的母亲，除个人之痛外，最忧心的是徽音的急切。我向她提及，我已给你们写下了长篇书信。徽音这孩子，相信她还能听从我的话。我询问她是否还有其他（特别）的话语要转达给徽音，她答道：‘没有，只希望徽音安心，保重身体，此刻无需急于回国。’”（1926年1月5日）
梁启超一方面不停写信劝慰，同时根据林家的情况，预感到林徽因的学费即将存在问题，于是从告知林长民事的第一封信开始，就通过梁思成要林徽因宽心，说学费问题将由梁家解决。“林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徽音留学总要以和你同时归国为度。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是了，你们更不必因此着急”（1925年12月27日），“你们现在着急也无益，只有努力把自己学问学够了回来，创造世界才是”（1926年1月5日）。
虽然有梁家的帮助，但林徽因还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学费问题，同时也想分担梁家的压力。待此事稍稍平息后，1926年底，林徽因又产生了回国的念头，一来回去看看母亲和家里情形，二来想从头再考清华官费，以实现留学经费的独立。对此，何雪媛屡次致信梁启超，请他再劝林徽因不要回国。
梁启超在1927年正月初二给梁思成的信中提及：“你在信中提到徽音计划在二月回国，我之前已有信告知此事，想必已经收到。徽音回家探望娘娘，本应成行，我亦不愿拦阻。然而，目前福州周边局势动荡，交通极其不便。近几个月来，恢复常态的希望渺茫。若她回来，不论是在北京还是上海，恐怕只会增添伤感。再者，她的娘娘多次劝她无需归家，我认为暂不回来为宜。至于清华的官费问题，若她回国参加考试，我相信她定能成功。我将不久将招考章程寄给她，但如果她决定不回来，这些准备也就没有必要了。”
1922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及母亲一同留影于北京景山后街的雪池胡同家中。
一方面，母亲的坚决反对，另一方面，梁启超的慰藉与援助，使得林徽因打消了归国的念头。她与梁思成一同完成了学业，随后在美国举行了婚礼，并携手游历了欧洲各国，最终才返回祖国。
设想一下，若在那时，何雪媛未加以阻拦，而是如同寻常的母亲般敦促林徽因归国奔丧，或许她真的会踏足归途。她的学业或许得以继续，亦可能中途受阻，或遭遇意外变故，但绝不会如她在美国那般一路顺风。
在遭遇突变的风云变幻之际，何雪媛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理智的思维，正是这难得的清醒与理智，为女儿的人生之路提供了宝贵的助力。
03
林徽因的孝道至深：无论生活路途何其坎坷，她始终将母亲紧拥在自己身边，与之共度风雨。
阅读梁启超致子女的书信，不难发现他的眼界宽广，胸怀豁达，且思考周全。自林长民不幸离世后，在为梁思成与林徽因规划前程时，他细致入微地考虑了他们需照顾何雪媛、与她共同生活的现实需求。“当前状况下，思成婚后自当迎养徽音之母，亟需独立门户”（1926年2月27日），“鉴于徽音目前的处境，迎养她的母亲才是当务之急。若你们在职业上未能实现独立，此点实属不易”。
1928年盛夏的8月下旬，梁思成与林徽因携手在美国完婚，随后踏上了欧洲之旅。归国之后，林徽因首先返回福州，对祖先进行虔诚的祭拜，并探望了母亲。此后，她便邀请母亲一同北上，与梁思成一同赴沈阳东北大学履行职务。自此，林徽因始终将母亲留在身边，未曾让母亲孤身一人。
梁思成、林徽因、何雪媛
梁再冰于1929年8月21日降临人世，彼时，梁家全体成员合影留念。梁思成微微屈身立于后方，而林徽因与母亲则并肩而坐于前方，她们携手将梁再冰小心翼翼地托举于中央，一家人的和睦与幸福尽显无遗。
1930年，林徽因一家三口与母合影。
林徽因16岁时生过肺病，去东北后，因气候寒冷等原因，1931年初再度复发，3月初移居香山疗养。医生警告，孩子、丈夫、朋友、书，一切隔绝，但林徽因还是带上了母亲。林宣回忆说：“林徽因在香山疗养，不是如有人说的住双清别墅，而是在别墅外面附近的几间平房。林徽因住第一间，老太太住第二间，孩子住第三间，第四间是厨房。”还说：“在我们大家庭里，祖母最喜欢林徽因和我。”有了这层关系，林宣也去了东北大学读书。林徽因生病后，他回来看望。“徐志摩去西山，住在甘露旅馆”，他在山上大约住了两个星期，去“看林徽因，一般在下午三四点钟或五六点钟”“一般我都陪着”“他们主要谈文学，有时我也在旁边听听”。（以上林宣回忆出自陈学勇著《林徽因寻真》）
当卢沟桥事变骤然爆发之际，梁、林二人正于山西五台山潜心考察古建筑。直至7月12日抵达代县，方才洞悉北平局势的紧张，遂即刻返程。
此刻，北平已落入敌手。梁思成归国后，日军很快便将他列为重点关注对象，原因在于他是梁启超的长子，幼年时便随父亲在东瀛度过，现已成为我国古建筑领域的专家。日军试图将他纳入己方，于九月初假借“东亚共荣协会”之名，送来请柬，邀请他领衔组建“中日友好协会”。
刻不容缓，必须即刻离去！尽管此刻，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家中已是宾客满座，汇聚了周培源、钱端升、叶公超等众多清华园的知名友人，林徽因的病情亦再次恶化，且这个温馨的小家经过数年精心营造，每一处都充满了家的温馨，然而，他们仍需义无反顾地放弃这一切，离开北平。
抵达天津后，他们稍作逗留，主要是将历年收集的考察资料悉数整理，并妥善存入麦加利银行的保险箱中。随后，他们又踏上了漫长的征途，继续前往大后方。尽管当时局势动荡，困难重重，林徽因却始终没有将母亲一人留在此地。
10月14日抵达长沙之际，林徽因在致沈从文的信中感慨道：“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我们已踏遍了中国的大片铁路。携带着行囊、怀抱稚子，肩负着年迈的母亲，从天津至长沙，舟车劳顿，总计十六次起落，旅馆的进出亦达十二次。”抵达昆明后，她在给费慰梅的信中继续述说：“这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旅程，沿途屡遭空袭，历经六次换乘，我们才得以安全抵达长沙。”（1938年3月）携带着两个孩童、一位步履蹒跚的老祖母，以及沉重的行李，在这种情形下，其艰难程度不难想象。
在长沙，他们还经历了一次近在咫尺的炸弹空袭。他们一家租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座两层小楼的楼上，共两间，一间他们夫妇带两个孩子住，一间给老太太住。1937年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大批日机再次前来空袭。由于没有警报，梁思成起初以为是中国空军，还站在阳台上看，直到第一批炸弹落下，才跑回房间带着一家人逃避。梁再冰回忆：“爹爹一进房间就把我抱起来，妈妈也立即把弟弟抱起来，他们一边抱着小孩，一边搀扶着外婆往楼下跑”“妈妈被震倒，直接被掀下几个梯级，滚落到院中，落地时弟弟还被她抱在怀中”“等我们冲出大门跑到街上时，飞机再次俯冲，炸弹第三次呼啸而来。那时我们毫无经验，竟不知道卧倒，一家人都呆站在那里，以为在劫难逃了，但这批炸弹最后竟没有爆炸”，“当晚，我们无家可归了”“爹爹妈妈把外婆和我们姐弟送到了张奚若伯伯家”。
在长沙仅待了两个多月，他们再次踏上旅程，前往昆明。梁再冰说：“爹爹是北方来的这批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去昆明的。”那是怎样的一段旅程啊！“当时我们坐着破旧的长途汽车走山路。湘黔一带都是高山峻岭，汽车盘旋而上，颠簸得很厉害，外婆、妈妈、我和弟弟都在晕车。特别是外婆，她上车就吐，如患重病。”晚上，汽车一到小县城或集镇，梁思成、林徽因就飞奔着去找小客店。“他们要我和弟弟扶着晕车的外婆坐在行李卷上，看守着我们的行李”。到了旅馆如果发现床铺不够，他们就把自带的行军床支起来睡，而把床铺让给小孩和老人。
抵达昆明后，梁氏一家曾先后居住在巡津街的“芷园”以及9号。随后的日子里，他们搬至麦地村的“兴国庵”，在此处，他们入住了一间半房，该房与同大殿呈直角关系。梁思成与林徽因携二子居住于宽敞的那间，而剩余的约八九平米空间则被一分为二，后半部分安排给老人居住，前半部分则成为了全家人的日常活动空间。
这狭小的隔间，空间显得局促而杂乱，但在泰基建筑公司几位熟练木工的协助下，林徽因对起居室与老人的卧室进行了细致的改造。梁再冰回忆道：“外婆的房间铺设了粗犷的木地板，母亲亲自设计了一扇雅致的大门，取代了那扇由木板与铁钉组成的旧门。她还将原本高处的窗台降至极低，并安装了玻璃，以增加室内的采光。”他还记得，“装修完工的那天恰好是圣诞节，母亲亲手制作了一个花环挂上门上，那一刻，我立刻感受到这间小屋焕然一新，变得温馨而美丽。”（出自梁再冰《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
由于“兴国庵”人太多，住得太挤，随后他们在不远处的龙头村租地，自盖了三间坐北朝南的夯土房。中间一间是梁、林和两个孩子的卧室，西面一间是起居室，东面一间沿中柱一分为二，南间作为母亲何雪媛的卧室，北间作为一家的小饭厅。三间房屋均铺设了厚厚的木地板。在主房的后面，另建了三间小房，从西向东依次为佣人房、厨房和柴草房。林徽因对房间结构及各间房连接、走向等进行了精心设计，一是可以让母亲房间阳光充足且非常温暖；二是可以让母亲穿行无碍、行动自由；三是可以让房间南北通透、空气畅通；四是可以方便自己和孩子们看望老太太，对她进行照顾和多交流。
何雪媛的龙头村房间
仅仅居住了半年，随着战事日益加剧，林徽因便携带两个子女及母亲（梁思成因脚趾受伤，暂留于龙头村家中）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将住所迁往四川宜宾的李庄，定居于距离镇区大约一公里的上坝村月亮田。
李庄梁、林的房间
他们和营造学社租赁了两排宽敞的长屋，南北向排列，每排均有二十间之广。前边的长屋是营造学社的宿舍，屋前绿意盎然，种植着芭蕉；而后边的长屋则是学社的图画室，它面向一个宁静而狭长的庭院。梁家与林家居住在连接前后两排长屋的北端“侧翼”中，房屋东西向排列，最西侧的房间是老太太的卧房，中间两间是孩子们的居所，而最东侧则是梁林夫妇的居所。林徽因生病的照片，正是在这间屋中拍摄的。
四川李庄病床上的林徽因
如今去看老太太卧室的原样布置，床靠北山墙放着，床头放着一把官帽式的木圈藤座椅，靠门这边是一个宽大的对开门木衣柜，红漆柜门上嵌有白色贝壳镶排的吉祥图案，至今看去仍熠熠生辉。对面是梳妆台，台上竖着玻璃镜，呈三折内凹屏风状。梳妆台靠着窗户，阳光满满地洒在房间，地面同样为了防潮铺了厚厚的木地板。这一切，同样是林徽因对母亲房间的精心布置，有一种长期生活的打算，也非常切合母亲的需要。
李庄雪媛室
老太太对他们一家离开北平颠沛流离不理解，但在全面抗战期间，她一次次忍着严重的晕车随女儿女婿踏上了颠沛流离之旅，这对老人来说确实特别不易。老太太在这期间对女儿女婿也竭尽所能进行帮助。在龙头村盖房时没钱买房料，老太太就把随身的首饰毫不犹豫地拿了出来；在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印出后只能采用中国最传统的笨办法手工针线装订，老太太有女红的基本功，也拿起针线加入了装订的行列。
尤为动容的是林徽因与梁思成对母亲的孝敬之情。即便母亲偶尔会让林徽因心生不悦，即便他们在艰难的长途跋涉中历经磨难，即便林徽因本人亦曾身患重病，生活几度陷入困境，她依旧无微不至地照料着母亲，为她提供最温馨的陪伴与细致的关怀。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病逝后，梁思成仍把何雪媛当作母亲奉养在身边。1972年1月9日，梁思成病逝；同年，何雪媛病逝，享年90岁。
